人的一生往往富有戏剧性。当我们努力朝着自己认定的目标奋进时，个人的生活舞台却悄然发生转变，面对这一切，通常我们会感到茫然、失措和沮丧——然而，事实上命运之神在向我们打开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

    1957年，本着服从组织安排的态度。周翠梅走进了农工民主党合肥市工作委员会的机关大门。说实在话，对这一工作开始周翠梅是极不情愿的。在省卫生厅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党派呢？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郁结在心中的情绪逐渐消融了。她逐渐认识到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同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大法宝，党派工作有其独特的工作方式，并日益发挥着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切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她，她在党派工作的漫漫长途中开始迈动着愈发坚实的步伐，一干就是30多年，一干就燃尽了后半生的所有精力。

    周老经常对人讲，要做好党派工作，首先要学会关心和爱护自己的成员，使他们时时刻刻能够体会到组织的关心和帮助。现在如此，在那风雨飘摇的“十年动乱”期间更是如此。“文革”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策遭到严重破坏，市农工组织也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当时许多同志蒙受政治冤屈,有的甚至生活都陷入了窘境。如著名京剧、梅派传人谢黛林，三四十年代扬名于上海舞台，艺名“筱龄红”，工花旦，解放初期为支援安徽文化事业从上海来到安徽，“文革”中，她一度被定名为“牛鬼蛇神”、“反动权威”，人们就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面对这场疾风暴雨般的袭击，一个一心只知道演戏的柔弱女性茫然不知所措，她内心十分苦闷，生活也失去了信心。这时，周翠梅大姐走进她家，向她伸出了温暖的双手。没有严厉刻薄的训诉，没有古板教条的说教，只有真诚的抚慰、入理的劝说。周大姐还十分关心她的身体，把自己贵重药品送给她，这是在“冷若冰霜”的岁月里捧出人间最可贵的温暖和仁爱。正是靠着这份“爱”，一个没有“盼头”的人熬过了漫漫长夜，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曙光。谢黛林是农工党成员，曾任农工党两届市委委员。她曾经站在舞台上动情地说，是农工党使我和观众在京剧艺术的天地里重逢，没有农工党就没有我谢黛林啊！在那艰难岁月里，类似谢黛林这样受到周翠梅关心、帮助的又何止一个，而这需要冒多大的政治风险，顶住多大方方面面的压力？！通过保持经常性联系，互相勉励，周老努力帮助这些人度过了难关。

    党派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也就是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1985年，我市卫生系统中共组织进行整党。这时，市农工党内有不少思想反应，有人说，这次整党，他整他的，与我无关；有人说，1957年整风时，叫我们提意见，结果右派当了几十年，这次谁敢再开口；有人说，现在好了，政策规定想说啥就说啥，反正不要紧——等等。主持市委会工作的周老得知后，认为这些思想都不符合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要求。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友党与助手，应积极主动配合中共党组织搞好整顿工作，能说“这与己无关吗？”同时，每个农工党员又是单位一员，单位的荣辱本人也有一份责任，应以主人翁的态度为领导分忧解难。于是周老开始忙开了，通过召开支部会议、个别谈心等一系列工作，终于使一些存在模糊认识的同志端正了思想，统一了思想。在一些单位中共党员脱产学习时，农工党员都能主动顶岗，让他们安心学习。农工党市委会这一行动，得到了市委宣传部、市卫生局及各基层中共党组织的好评，有关媒体及内部刊物纷纷予以表扬。一次，市第二人民医院拟处分一名工作人员，该同志也系市农工民主党成员。正在市政协开会的周老听说后，急忙赶去。经了解，该同志住房十分困难，一个十七八的儿子一直和生病的奶奶合睡在一张床上，他多次向院领导反映，单位始终未予解决。一次偶然机会，单位正好在该同志住处的附近腾出一间房子，见状他急忙向院里申请，但领导另有考虑，情急之下，他就抢先占了这间房子，此事在院里造成很不好的影响。院领导虽多次找该同志谈话，但该同志思想上仍想不通。周老去后，在征得医院领导暂停对该同志处分的意见后，周老与这位同志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推心置腹的谈话，终于使这位同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很快从房子里搬出来。之后，周老又同院方商量，在院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为该同志解决了一间住房，解决了这位同志的实际困难，使这位同志不仅安心积极工作，还于1986年12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很多人认为，党派机关比较清闲，无需太忙碌。而周老却认为党派工作是一个常做常新的工作，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关键需要你去不断探索，不断创新。1978年以前，市农工除接收了省农工转来的32名成员外，自己还没有发展过一名成员。造成这样的局面，除了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外，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作为党派基层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当时党派的特点是干部少、成员分散，成员之间彼此缺乏联系和了解，支部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大大削弱了支部的凝聚力。对此，主管组织工作的周翠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深知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党派组织的延续发展，同时也不利于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与知识分子政策。根据以自身特点定出组织发展的原则，周翠梅率先在合肥市采取了以单位建立支部的做法。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支部，不仅能够有效加强支部成员的联系与了解，而且使农工党组织焕发出从未有过的生机和活力。通过结合本单位的中心任务，支部不仅有事可做了，而且能够很好地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改变了人们对民主党派的看法；不仅能得到单位中共党组织的理解和支持，而且使农工党的声誉与影响也日益扩大。很快这种做法在全市民主党派中得以推广。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统一战线工作带来了又一个春天，各民主党派相继恢复工作。喜讯传来，周翠梅着实兴奋得一夜没有合眼。是夜，她披衣坐在病床上，不知疲倦地给所有党员写信，以尽快和他们取得联系。一位不明真相的护士还以为这位老太太有啥想不开呢？是呀，她就是一踏上这个工作岗位，就深深地热爱这个事业，并为之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说起往事，1947年至1948年在芜湖的一段工作经历也许是周老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时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国统区人民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斗争也进入了最艰苦、最关键的时刻。当时，周老的爱人王贯之已参加了地下反蒋组织，积极策反芜湖旧政府，为顺利解放芜湖创造条件。他们的住所就时常成为一些中共地下党人的联络点，而周老就自然担当起望风警戒的任务。一天，中共地下党的一位负责同志通知周翠梅，时任国民党芜湖县县长的谢汝昌准备带人逃跑，谢是王贯之的学生，与你们关系密切，对你们也很敬重，你赶紧去拦住他。如果他一走，必然造成整个芜湖地区局面的混乱。周翠梅听了以后，二话没说，就带着三个孩子找到谢，说：“你不要走。我用4条人命来陪你一条命。”谢几次催促她：“嫂子，你放心回去吧。我不会走的。”但周翠梅硬是坐在那里直到天黑，在确信谢不可能走之后才离开。其实，谢汝昌早已成为我地下组织的主要策反对象，他本人已许诺在解放前夕不会离开，因斗争形势的需要，这种关系一直处于秘密进行之中。虽说这是一场误会，然而周老此时此刻表现出来的英勇行为和大无畏的气概难能可贵。在此期间，周老还为保全一批物资做了大量工作。1947年，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命令时任省育婴所所长的周翠梅限期将一批物资迁到芜湖，下一步迁往宣城。由于连续几个月没有发工资，所里许多人员家庭面临断炊，一些人开始起哄，提出分物散伙。周翠梅断然拒绝他们的要求，并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后来，周老只卖掉三匹布，把所得货款分发给大家作路费。周老还找到地下党华东地区上海小组组长方向明，询问战争形势，确定把物资放在芜湖还是宣城更为安全。芜湖解放后，周老把这批物资全部交给了军管会。